郭沫若的酒局
文/张勇
郭沫若的日常生活多姿多彩，他精通书法、酷爱古玩、热衷收藏，这些爱好早已为众人所共知。然而，他一生对酒情有独钟，酒友众多，在无数酒局中，留下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。
“亲吻”胡适
郭沫若生平参与的酒局不计其数，若需从中挑选出最具影响力、屡被后人提及并记录、且蕴含丰富历史意义的酒局，则非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期间，他邀请胡适、徐志摩等文坛巨擘共聚一堂，其中那段与胡适“亲吻”的酒局莫属。
在1923年10月13日的日记里，当事人胡适对那场酒局进行了详尽的记录。
郭沫若盛情邀请共进晚餐，座上嘉宾包括田汉、成仿吾、何公敢、徐志摩以及楼□□，共计七位。郭沫若劝酒之热情，令人难以拒绝。鉴于这是我们和解后的首次重逢，我遂破例举杯，酒量颇大，几近微醺。那一晚，郭沫若、徐志摩和田汉均尽兴而醉。我提及过往欲评析《女神》一事，曾连续五日研读此书，郭沫若听后喜形于色，竟激动地拥抱着我，与我深情一吻。
另一位当事人徐志摩亦于《志摩日记》中有所记载：
日前，沫若在美丽川设宴，恰逢楼适庵自南京抵临，亦受邀与会。席间众人畅饮至醉，楼适庵言辞诚恳，沫若一时情感激动，竟抱住他深情一吻——然而场面瞬间失控，双方拳脚相向，言辞激烈，最终不欢而散，对美丽川之地颇有微词。
1923年10月13日的酒局，胡适与徐志摩的日记记载相互佐证了以下几点：首先，该酒局是由郭沫若倡议举办的；其次，参与者总计七位，均为当时文化界的知名人士；再者，酒局气氛热烈，参与者几乎都饮至醉意；最后，醉酒后他们均表现出较为激动的行为。然而，此次酒局最引人关注的或许并非如此，而是郭沫若为何发起此次宴请，以及他为何对胡适做出了那样夸张的举动。
胡适于1923年5月25日的日记中记载道：踏上征途，拜访了郭沫若、郁达夫、成仿吾诸先生。此行圆满落幕，结束了那场微不足道的文坛纠葛。。”1921年，郭沫若的白话新诗集《女神》问世并广为流传，尽管他在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声名鹊起，但与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领袖相比，郭沫若仍不过是一位初露锋芒的年轻才俊，彼时的文坛焦点无疑是胡适等人。观其新诗集出版之序，1920年胡适的《尝试集》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部白话新诗集，无疑开启了先河，而《女神》的问世及其在青年中的风靡，无疑对胡适的权威地位构成了挑战。两位怀抱宏伟抱负、志在千里的知识分子，由此在无形中展开了一场隔空的对决。
胡适
颇具巧思的是，郭沫若与胡适的初次邂逅与相识，同样是在一场酒局之中。他们共同应约出席了商务印书馆高梦旦先生举办的盛大聚会。然而，初次见面时，两人对彼此的印象并不理想。胡适对郭沫若的评价，颇有些微词。他对文学抱有浓厚的兴趣。他创作的新诗才华横溢，然而在思想深度上略显模糊，且在艺术功力上尚显不足。”。多年之后，郭沫若仍不忘以讽刺的笔触，如此记载道：
他日日乘坐豪华的大马车，从公馆出发，驶向闸北执行公务。能与这样显赫一时的要人同席，实乃一份莫大的荣幸。
自此，郭沫若与胡适之间的分歧与裂痕愈发加深。然而，胡适并未因此放弃，他屡次向郭沫若伸出友谊之手，主动致信表达和解的愿望。在徐志摩等人的斡旋下，胡适最终登门拜访郭沫若，这标志着双方友谊重建的初步尝试。郭沫若对胡适的诚意心领神会，遂主动邀请胡适及徐志摩等人共聚一堂，畅饮畅谈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，他们自然秉持“和而不同”的君子之交原则。经过一番深入的交流与较量，在酒桌上，胡适对郭沫若有了全新的认识，并肯定了《女神》的创新意义。而热情洋溢的郭沫若亦喜形于色，在胡适脸上深情一吻，流露出了真挚而热烈的情感。
酒逢知己徐悲鸿
1945年2月5日，郭沫若踏上嘉陵江北岸的山巅，步入一座祠堂，携带着周恩来同志所托的延安小米与红枣，探望在此休养的徐悲鸿。他亦借此机会，恳请这位进步人士徐悲鸿及其夫人廖静文，对自己所撰写的战斗檄文《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》给予支持并签署名字。在满腔的爱国热情驱使下，徐悲鸿与廖静文毫不犹豫地在《进言》之书上留下了他们的名字，以此彰显他们对抗战的坚定支持与鲜明立场。
他们交谈得十分投机，午时已到，廖静文便外出购置了一瓶四川大曲美酒以及佐酒的小菜。鉴于徐悲鸿正卧病在床，廖静文只得亲自陪伴。郭沫若边饮酒，边与徐悲鸿夫妇畅谈，酒逢知己，千杯难尽。在推杯换盏之间，一首《访徐悲鸿醉题》的诗篇便顺势而生。诗中云：
豪情壮志，岂逊千杯烈酒，一骑飞驰，便能闯过万重关山。仿佛有高人击筑高歌，磐溪易水，古今寒意依旧。
徐悲鸿
徐悲鸿《奔马图》赠周总理
本诗以酒为引，广征博引典故，通过描绘太子丹于易水之滨送别荆轲的场景，深情地展现了二人同赴生死、义无反顾的豪迈气概。在更深层次上，诗歌亦寄托了作者对英勇无畏精神的深切赞颂。一骑能冲万仞关是对徐悲鸿《奔马图》的应和。
1956年，周恩来视察徐悲鸿作品展。
郁达夫借酒消愁
在1914年左右，郭沫若与郁达夫相继踏上了日本的留学之旅。彼时，他们正值青春年华，二十岁左右的年纪。面对着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，与积贫积弱的祖国形成鲜明对比，新鲜感、压迫感以及屈辱感交织成复杂的情绪。在这交织之中，“生”的苦闷与“情”的困惑不时在心中涌动。学业的重压与民族的悲运，常常让他们陷入无法释怀的情绪困扰。郭沫若在给郁达夫的信中，如此倾诉道：
即便如今我已来到福冈，那些无名的烦恼依旧如影随形。前几日，我参加了几天的课程，那种一成不变的生活节奏几乎让我窒息。
1921年，郭沫若（位于左二）、郁达夫（左三）及成仿吾（右一）等文学先驱，于日本东京共同创立了著名的文化团体——创造社。（图片来源于郭沫若纪念馆）
郭沫若日本流亡时作品
在这种心境之下，郭沫若与郁达夫常常相约步入小酒馆，边饮日本清酒，边倾诉对时事、理想与人生的种种不快，借此舒缓内心的烦闷。自创造社成立以来，以郭沫若、郁达夫为首的青年才俊活跃于文坛，成为“五四”时期的耀眼明星。他们与文学研究会展开激烈对抗，对胡适的翻译提出质疑，对鲁迅的小说创作进行讽刺，可以说真正激起了“五四”新文坛的波澜壮阔。然而，在这波涛汹涌的文海中，他们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苦涩，即便在外人眼中放荡不羁，内心却也承受着难以言说的压力。于是，“借酒消愁”便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种常态。
四马路泰东图书局的编译所，就是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仁暂时的栖居之所，胡适、徐志摩等人也亲历过此处，见证了郭沫若落魄的生活环境后，习惯于优雅的徐志摩惊叹道：
然而，凭借四人之手维系一日刊、一月刊、一季刊，其境况必然难以称心如意，生计亦未必宽裕，甚至可能陷入困顿。因此，他们以狂放不羁、叛逆的姿态自居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斯诺、郭沫若、郁达夫三人合影
郭沫若日本全家福
固然，创造社的创立、成长与维系，其间的艰难困苦，恐怕唯有身处其中的郭沫若等同仁方能深刻领悟。四处奔波难免会遭受遍体鳞伤的痛苦，身体的伤痕或许可以愈合，然而他们辛勤编纂、寄予无限期望的《创造》季刊却未能一帆风顺，首期销量不佳，失落之情溢于言表。作为创社的奠基者，同时也是《创造》季刊的编者，郭沫若与郁达夫在听闻这一消息后，无力回天，只能徘徊于四马路的酒肆之中。在推杯换盏间，三十几壶酒迅速入腹，他们自比古代饿死在首阳山的孤竹君之二子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他们倾诉着内心的悲愤与郁积，抒发着奋发与斗争的豪情。
郭沫若全家合影，归国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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